来自 工作 2021-08-25 23:04 的文章

风向变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定调超收。如何理解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出来两个月后,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共同富裕。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围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的基本制度安排”,“加强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调整,提高精准性”等一系列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措施。
 
“本次会议是对变更的确认”。郭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熊远对《财经》记者表示,从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了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次会议,促进共同富裕提出了更加具体的举措,这意味着促进共同富裕进入了明显的实质性推进阶段,很多相关举措都要正式实施。“后续中央将出台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计划。本次会议提到的内容,包括分配制度,将成为行动计划的核心要点。”
 
在这次会议中,三次分配成为一大亮点,引起了社会关注。
 
据了解,“三次分配”并不是一个新概念。2019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首次提出“注重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也指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为什么第三个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引起了高度关注?
 
接受《财经》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三次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本次会议首次将三项分配明确界定为“基本制度安排”,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释放出三项分配将进入大规模实际操作阶段的信号。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景春对《财经》记者表示,我国现阶段明确将三项分配作为“基本制度安排”,是由必要性和可行性决定的。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次分配是对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有力补充。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实施第三次分配的基本条件。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康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央结合“共同富裕”提出“第三次分配”,意义重大。第三种分配是由民事主体和志愿者组织按照自愿原则进行的慈善活动。政府应该引导和鼓励他们,在制度建设上做一些必要的配套,但不能把舆论曲解为强制性的“贫富共享”。
 
三次,它被分配到有必要做和可以做的阶段
 
第三种分配是什么?第三分布与第一、第二分布有什么区别?
 
第三次分配是一个地方性概念,最早是中国经济学家李一宁在1994年出版的《股票制度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的。
 
李一宁教授认为,一次性分配是市场按照效率原则做出的分配;二次分配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注重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进行再分配。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进行的分配。
 
清华经管学院杨斌教授于2020年1月1日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对第三种分布进行了详细解释。文章指出,与最初的按要素贡献的市场分配和反映国家意志的政府再分配相比,第三种分配是社会主体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第三次分配相对于初次分配更注重效率,以强制促进整体公平正义,体现了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在道德、文化和习惯的影响下,社会力量通过私人捐赠、慈善机构和志愿行动自愿帮助方式济的穷人,这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在三次分配中,政府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小劲认为,在最初的分配中,政府调控是为了提高效率,做大蛋糕;在重新分配时,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追求平均、平等和包容的总体目标;在第三次分配中,政府优先给予指导和引导,不仅作为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而且作为过程的参与者。
 
熊远告诉《财经》记者,一级分销主要由市场来做,二级分销主要靠政府使用“看得见的手”。但也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失灵的时候,第三次分配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在一次和二次分配中的失灵,在协调效率和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改善财富分配格局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大中小两头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熊远说:“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相比,高收入实际上更难调节。在调节高收入的过程中,税收等方式是强制行为,慈善等三种分配是自愿行为,是对强制行为和较温和行为的有益补充,对调节高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那么,第三次分配虽然早在1994年就提出来了,为什么现阶段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
 
苏景春告诉《财经》记者,目前,中国明确将三项分配作为“基本制度安排”,是由必要性和可行性决定的。一方面,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我国具备实施第三次分配的基本条件。
 
根据CIA World Factbook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超美国的0.45、英国的0.34、加拿大的0.32、韩国的0.35,达到0.47的水平,高于国际警戒线0.4。此外,从社会财富中最穷的10%人口与最富的10%人口的比例来看,中国最穷的10%人口的财富比例仅为1.6%,远低于美国的2.0%、英国的2.1%、加拿大的2.6%和韩国的2.7%,而中国最富的10%人口的财富比例高达34.9%
 
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2019年中国前10%财富拥有者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41.4%,前1%财富占13.9%。
 
“最初的收入分配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财政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环节虽然对公平原则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对于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来说,还是力度不够。企业和个人是第三次分配的参与者,有助于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苏景春说。
 
苏景春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已经具备考虑实施第三次分配的基本条件。一方面,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资本性收入的多元化、资产价格的上涨以及个人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为中国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事实上,与三次分配相关的配套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如《慈善法》、《捐赠法》以及关于志愿服务的规范性文件的颁布。此外,我国的捐赠总规模也在上升,大量高收入人群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
 
三次分配的实施迫切需要配套措施
 
然而,发展第三分销将面临许多挑战。
 
熊远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我国第三次配送存在很多问题。第三次分配的基础、信心和主要载体是慈善。然而,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还不够健全,相应的政策保障也不到位。
 
今年6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三次分配”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直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近年来进入瓶颈期,与新发展阶段的需求相去甚远。从规模上看,捐赠占GDP的比例较低,总量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在质量和结构上,个人捐赠比例过低,容易受经济形势影响,造成较大波动。
 
中国慈善总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9年全年,mainland China累计接受捐赠1509.44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15%。相比之下,美国慈善基金会发布的《2020年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约4496.4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2.1%。
 
此外,数据还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捐赠总额达931.47亿元,占捐赠总额的61.71%,个人捐赠398.45亿元,占捐赠总额的26.4%。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19年美国个人捐款比例约为70%,是最大的捐款来源,企业捐款仅占5%。
 
对此,苏景春表示,目前我国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仍然是企业,个人占比太低,而在国外主要是个人,这种结构有待完善。
 
苏景春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第三次配送关注的领域也需要优化。从我国慈善捐赠来看,2019年我国慈善捐赠投入最多的是教育、扶贫和医疗,占捐赠总额的72%。第三次分配不仅要关注这些传统领域,还要关注科学、环保、文化、动物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第三次海外发行有着广泛的担忧。比如公益基金也会支持科研项目。国外的一些科研成果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最初的科研经费来源都来自第三分销渠道。”
 
发展三次配送,配套措施必须及时跟上。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目前与三次分配相关的政策体系并不完善,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慈善是三次分配的核心,但慈善的不足在于一些基本的激励和保障制度没有完善。例如,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三种分配的运行机制有很大影响,但目前这些税种缺失。
 
康佳表示,遗产税虽然属于第二次分配的范畴,但会鼓励一些有钱人进行选择题,是捐钱建立公益基金会还是接受以后遗产税的调整?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能做什么?遗产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通过税收调节促进自愿的“第三次分配”。
 
苏景春告诉《财经》记者,西方发达国家大额捐赠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合理的综合财产税制度,而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直接导致大量富人和绝大多数中产阶级选择直接积累财富并传给后代,不会先考虑慈善捐赠, 这不仅会导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还会导致目前我国第三次分配缺乏持续的财政基础。
 
熊远表示,除了采取遗产税和赠与税外,还应在税收和各项政策上对慈善捐赠给予实质性的优惠,比如提高捐赠在个人所得税中的扣除额,完善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激发企业和个人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在这些方面,中国也有许多不完善的政策和制度。
 
“除了短期的政策刺激,还要引导营造和谐的慈善捐赠环境,形成良好的慈善文化和氛围,加强慈善教育,营造乐于捐赠的环境。我们不能给人强制捐赠的感觉,谁有钱就一定要捐,而是让大家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不仅高收入群体和富人会做慈善,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慈善。此外,还要发展和完善慈善基金、慈善信托等各种慈善模式。”熊远说。
 
《财经》记者注意到,浙江已经给出了发展第三配送的具体措施答案。今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专门提到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意见指出: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畅通社会各界参与慈善和社会救助的渠道。探索各种新的捐赠方式,鼓励设立慈善信托。加强对慈善组织和活动的监督管理,提高公信力和透明度。落实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奖励制度。此后,在7月发布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中,专门提到要建设“好浙江”,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财经》记者了解到,截至2020年12月底,浙江慈善事业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调整过度收入,房地产税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了许多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包括“中央财经要加强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调整,提高准确性”。会议还决定,合理调节超额收入:“必须加强对高收入的调控,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超额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税收调控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也是调节过度收入的重要环节。因此,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后,关于未来如何进一步改革税制的讨论也开始了。
 
康佳说,合理调节超额收入,体制机制建设的总重点是提高直接税比重。比如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是直接税。“提高直接税比重”说了很多年,中央从来没有改变方向。只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很难落入改革的深水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石表示,在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中,以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比重偏低,而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比重偏高。目前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约为3: 7。间接税主要依附于商品价格,最终是消费者的负担。穷人和富人的商品消费税负相同,但富人收入高,实际负担低,而穷人收入低,实际负担高,加剧了贫富差距。因此,间接税的高比例不利于收入分配的调整。同时,降低间接税比重也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
 
个人所得税作为收入分配调节最重要的税种,此次的改革方向受到广泛关注。
 
康佳告诉《财经》记者,整体税收需要进一步优化。上一次税制改革的进展是,综合所得税制终于出台,全年综合征收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遗憾的是,只有工资、劳动报酬等四项收入合并为综合收入,未来综合收入的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大。此外,45%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造成了对劳动所得的税收歧视,实际上削弱了一些专家、科学家、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利于吸引高端人才,削弱了我国的人才竞争力。现在,为了吸引人才,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不得不纠正45%的最高边际税率,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接下来,我们希望有新的优化措施来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数据显示,发达福利国家在国际上适用高边际税率,大多数国家的个人税率低于45%。与世界最高边际税率相比,英国为45%,美国为35%(部分州免税),日本为37%,韩国为40%,越南为35%。可见,我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站在国际高水平。
 
在石看来,税费改革后,低收入人群基本不用缴纳个税,未来的改革也不应该再简单地提高起征点,因为实际上高收入人群受益更明显。目前,劳动所得的税负(高达45%)明显高于资本所得的税负(一般为20%)。未来的改革应进一步降低劳动收入的税负,平衡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负。
 
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家庭财富的70%以上是房地产,因此房地产税也是这次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接受《财经》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房地产税是合理调节过度收入的重要内容,有必要考虑先启动房地产税立法。
 
熊远告诉《财经》记者,房地产税与第三次分配发展密切相关,但由于没有立法,短期内肯定不会全面铺开。之后,应扩大试点范围,探索房地产税的立法途径。
 
康佳认为,启动房地产税立法势在必行。如果立法真的有难度,在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多年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扩大试点范围,比如让海南、深圳、浙江等率先试点。
 
作为我国第三大税种,消费税改革也是讨论的热点。烟酒油车是消费税征收的重点,每次消费税改革的消息都会给a股白酒行业带来新的波动。
 
康佳告诉《财经》记者,消费税改革的重点是扩大征收范围,提高相关产品的税率,从而发挥调节贫富差距和消费行为的作用。比如私人飞机、高档皮草等奢侈品应纳入征税范围,游艇等高档奢侈品应提高税率。同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和高档生活服务也应考虑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消费税征收环境的后移也是改革的重点。由于征收管理方便,目前我国消费税征收环节大多在生产环节,增加了生产企业负担,不利于鼓励生产经营积极性,部分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偷税漏税。但如果将征收环节移回零售批发环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产企业的负担,更好地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增加财政收入。由于消费税收入主要来自烟酒油车四个税目,消费税征收后移的关键就是这四个税目。
 
据了解,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也指出,要加强社保和转移支付的调整,提高准确性。
 
熊远告诉《财经》记者,转移支付作为二次分配,是税收的一大补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大中小两头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其中一条是指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是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重要举措。会上提出要提高调整的精准性,也就是把最薄弱的一块补上,这样未来转移支付的比例会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倾斜。